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攻下剑门川这个进入成都的门户，让宋朝的援军很轻易的由剑门关再次进入了成都平原，可能也有安于现状的因素在里面，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攻下江宁建立天朝，从金碧辉煌只有他一个男人的天王宫一直到最后服毒自杀去求天主来降罪给围攻天京的曾国荃及手底下的这些清妖就只出宫过一次，好像是给东王杨秀清过寿还是封官什么的，十多年出一次宫是什么概念？万历，宋徽宗和他比简直是小儿科，可见那些小资产阶级一旦当权了，其实都一个德行，甚至比那些荒淫的皇帝来得更过分，李顺这段时间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可以从洪秀全身上不难看出同样的端倪。当然乞丐出生的朱元璋是个例外，他手底下的那些猛人太多了，比如徐达，常遇春，刘伯温，常茂，后来建立明朝有25位公爵，79位侯爵，再怎么说他也是带着明教来打天下的，此明教非金大侠比下的明教，而是摩尼教，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方腊的衣钵，历史其实很有意思的，金国被成吉思汗的元朝灭了，元朝被明朝的朱元璋灭了，明朝后来又被后金的努尔哈赤灭了，历史就这么一直的在循环，可见出来混总有一天要还的），由此赢取了大量民心，义军势力一度横扫川蜀全境。不久，王小波在与卫军对抗中战死，妻弟李顺继续率部与官兵鏖战，并一举攻克川蜀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太宗赵光义以心腹宦官王继恩为帅，调集大军镇压。虽最终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欢四川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险恶的用心，毕竟诸葛亮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哪天那里在冒出这么个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