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指出王景的工作恢复了黄河、汴渠的原有格局，使黄河不再四处泛滥，泛区百姓得以重建家园。由于此时期的政府对沟洫河渠，时有兴修，因此对北方的经济文物促成兴盛。此即黄河有利中国的实证。

    此后黄河造成水患，始于宋代，下溯至元、明、清三代而千年不绝。由于没有搞治河的工作，北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因此逐渐衰落。这可不可以看成是后来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原因之一？当世的‘南水北调’，不得不说是我党目光前瞻性的一大壮举，好处就毋庸置疑了。

    宋代之黄河水患，起因于唐代以后之藩镇割据。当时黄河水灾横亘千里，由于当时四分五裂的藩镇，大家尔虞我诈，互相掣肘，根本无法合力共治，只有任由河水溢决，迁移城邑以避之而已。因此，黄河下游两岸的农田水利在藩镇统治下，失修特多。在宋以后，继续糜烂之区，面积达数千方里，凡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安徽、江苏各省，历遭河水肆虐，北方元气因而为之大伤。宋时黄河之道有北流东流之分。向河南省的濮阳、河北省的大名人山东省的冠县、馆陶到河北省的清河，再入山东省的武城、德县至河北省的吴桥、天津诸地入海，谓之北流。导水东行者，即向河北省的清丰、朝城、清平、乐陵等县到无棣境内入海，谓之东流。本来北流是黄河古道，水流畅顺，且海口广深，但宋人恐契丹借北流为桥梁，守以州郡而使中国全失险阻，故绍圣诸大臣力主东流。至宋绍熙五年（金明昌五年，这已经是南宋时期了）黄河在阳武决口，灌封丘而东流。此时黄河分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准。金为自利，不欲使黄河北流。遂距北流的黄河古道更远。违背自然规律，加上政治之腐败，河工之黑暗致使黄河、淮河、运河造成肆虐泛滥，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人民，每岁掷无量巨金以作三河之防御，屡防屡泛，使无产民力之消耗牺牲难以计数。

    再说说历史上那些治水的能臣，除了秦时的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东汉的王景，三国的能臣邓艾更是一位治水大才，邓艾著有《济河论》，他特别重视水利灌溉，认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上述计划为司马宣王（豁）所同意，邓艾遂于正始二年，‘开广潜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准，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以挠勇多智而灭蜀（时为后主刘禅）遂官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隋代发展水利灌运，使南北运输畅，更是功不可没。隋文帝开皇三年时（时陈朝未灭），以京师粮仓尚虚议为水旱灾时有所预备，乃诏令于蒲、陕、驶、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及汝等水道之13州，各设置募运米丁男，又在卫州建黎阳仓，陕州建常平仓，华州建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供应京师。又差遣仓部侍郎韦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40石，经砾柱之险，运到常平仓者，可免征戍。

    开皇四年，诏宇文恺率水下苗渠引渭水，自大兴城（西安）东至潼关300余里，名曰广通渠，使撞关内外转运便利。

    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诸郡男女100余万开凿通济渠，于是天下运输益便。四年，又征用100余万男女开永济渠。五年，炀帝设置西海、部善、且末等郡于西域，谪送天下罪犯为戍卒，大开屯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隋炀帝看来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黄河水患的两大成因，在于河汛时期水量突然暴涨，以及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上两者，主要是中游山西、陕西、河南诸省支流所促成。对于大运河，宋代丁谓也有另外一种说法，炀帝将幸江都，遂分黄河之流，左右筑堤300多里，因此造成散漫无所之水患，使陕西、河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