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卢俊义被发配沙门岛等记载，可见宋代发配之频繁。另一种方式比较轻，即直接归入当地州府劳役。流放的距离最远的是三千里，最近的是五百里。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诸路经略司各两千人止。”而在此之上尚有两种：流放“岭南恶瘴之地”，而最重的则是沙门岛。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可，著为定制。五代后汉乾祐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这里就成为了重刑罪犯的“集中营”。

    据宋史记载，“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水浒传》和《宋史》都提到它在山东登州府。《读史方舆纪要》也有记载，说它在登州“府西北六十里海中，海舟行者，必泊此避风，五代时，置沙门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得更明确，“沙门岛，在山东蓬莱县西北六十里。”

    被送进去的又是些什么身份的人？据《宋史·刑法志》记载：“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这些囚犯大多数是犯事的农、工、商等普通百姓，但也有一些获罪的官员。如《宋史》中提及不少刺配沙门岛的官员，诸如腐败受贿的贪官、办事不力的检田使、行医无方的御医、工作失误的天文术士等。

    这些囚犯在受审地就已经在脸上被烙上了“刺配沙门岛”等字样，长达七寸左右。到了沙门岛，就被岛上的驻军昼夜监禁着。此处的驻军属于水军编制，配有一定数量的船只。宋景佑三年前，竟发生了囚犯盗船逃跑事件，惊动了朝廷，此后对船只的管制就严厉多了。

    到了宋庆历三年，登州郡守郭志高，上书奏请增派三百名水兵专门戍守沙门岛，并配置当时速度最快的刀鱼船，以便加强对罪囚的管制。

    囚犯们到了沙门岛，每天者要服工役，而且很任务很重。《读史方舆纪要》载：“乾德元年公元年，女真国遣使献名马，命益蜀登州沙门岛民税，令专治船渡马。”可见，沙门岛囚犯所服工役主要是指是养马、造船等事务。

    被判流放沙门岛的那一刻，可以说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那里简直是宋代人间的修罗地狱。《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嘉佑三年，京东路转运使王举元向仁宗皇帝报告说，发配到沙门岛的犯人，“如计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约有三千人，内除一分死亡，合有二千人见管，今只及一百八十，足见其弊。”

    按王举元的说法，在当时的刑狱体系中，犯人死亡率达三分之一，即33%左右尚属可以接受的范围，而沙门岛死亡率竟高达94%，实在是于过于惊悚了，让人难以置信。

    官修的《宋史·刑法志》中，有一处提到刺配沙门岛的罪囚“至者多死”，另一处说广南“春州瘴病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即死亡率高达80-90%。

    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缺粮。沙门岛的供粮实行自给自足制，由岛上的80多家岛户供给。一开始，发配来的囚犯人数不多，囚粮供给还跟得上。后来，各地索要的送囚名额越来越多。

    沙门岛的管理当局一直是军方的长官，所以沙门岛也称沙门寨，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审刑院将此岛额定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