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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4章 天潢贵胄
但是太宗只是流放了卢多逊,幽禁了廷美,处斩了6名谋反者。廷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当地。太宗对他的死感到悲伤,给了廷美死后的哀荣,但是言语之间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这些阴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宗构成了威胁,已经难以得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赵普翻云覆雨的手腕决定了廷美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赵普反对兄终弟及,为什么到了太宗这里却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说赵普这人秉性好不到哪里去。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权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节奏。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经在《宋论》这本书里面对赵普这人做过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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