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傻瓜，那你的表现是最聪明的；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那你的表现便是最愚蠢的了。”

    斯宾塞愉快地答道：“人们应该满意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个女人，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而获得了幸福。”

    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意。

    一天，他为此进谒国王。亚历山大早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未等他开口便说：“我对天发誓，决不同意你的请求。”

    有一次，伊丽莎白女王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的宫廷大院里，平时也多来往于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当她看到简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有人问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人有什么不同？”

    约翰·海沃德爵士于1599年出版了著名的传记小说《亨利四世》。然而这几乎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认为作者是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抨击她的现行政策。

    女王很快召来了司法官员，建议以谋反罪对海沃德提起诉讼。

    培根读过此书并了解作者的良苦用心，他站起来表示异议，为作者开脱。他说：“我不敢说书里有谋反的证据，但毫无疑问，该书的确有不少重罪的证据。”

    “何以见得？在什么地方？”女王急切地问。

    “在他从泰西塔斯（55—117年，古罗马历史学家）那儿剽窃来的好多段落中，便可找到这类罪证。”培根认真地回答说。

    这时，贝恩斯立即上前阻止，说：“放了这位先生吧，他十分了解自己的价值！”

    叔本华解释说：他每天在心里与那些军官打赌，只要他们哪天除了马呀、狗呀、女人呀之外还能谈点别的话题，他就把金币放进教堂的募集箱去。

    英国哲学家、诗人贝恩斯（1823—1887）在泰晤士河上看见一个富翁被人从河里救了起来。那个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富翁的穷人，竟只得到一个铜元的报酬。围观的人被这富翁的吝啬激怒了，要把他再扔到河里去。

    庇西特拉图是希腊有名的哲学家。

    哲学家摊开两手说：“你们已经给了我太多的荣誉，先生们，但我不想再写了，理由有四点：我太老了，太胖了，太懒了，太富了。”

    休谟去世前不久还出席过一次晚宴。宴会上一个客人抱怨世界充满了敌意，人跟人之间的对立太深了。老哲学家颇不以为然。“不，并非如你所说。”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以前写过能引起敌意的各种题目，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有宗教的，可除了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以及基督教徒外，我没有任何敌人。”

    谁也没有料到，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伏尔泰竟参加了一个为人不齿的团伙的狂欢。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可第二天晚上，他们又邀请他参加。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巴士底狱11个月之久。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哲学家知道此人冒犯不得，便去感谢他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摄政王深知伏尔泰的影响，也急于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的话。

    “噢，伙计，”伏尔泰神秘地说，“去一次，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1711—1776）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晚年退休后，每年还能拿到1000英镑的退休金和出书稿费。他在爱丁堡图书馆做管理员时写的《大不列颠史》是一本重印多次的畅销书。周围的人劝他再写续集，一直写到当代。

    “伏尔泰先生，我是受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