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桩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生死未卜，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言官、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在办完公事之后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苏轼于是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在此期间，苏轼处在人生的顺境之中，但依然坚持他的淡泊。“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元祐六年（1091）三月，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难能可贵。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进行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祐八年（1093）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被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的确，苏轼的一生曾有人用“霉”字以蔽之，甚至上升到风水上面，说他是“生在眉山，倒了霉运”。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做过大官的文学天才，而且在北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贬再贬的仕途怎一个霉字了得。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不仅在于他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官贬便贬了，可也不会自怨自怜到像屈原那样去投江自尽，写出来的词极少有幽怨之作，依然是那么的豪气冲天，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的积极，这也看出他人生境界的高远。

    人生感悟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