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南方的粮食产量又年年下降，导致大明朝的粮食更为匮乏，粮价更是节节攀升，粮价飞涨又带动所有物品上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加剧了社会矛盾。

    这就是典型的无农不稳。

    农业不稳，百姓没有粮食，再繁华的商业也是无根的浮萍，风一吹就倒。所以说，在古代那极低的粮食生产力面前，加上灾害频繁，落后的交通。中国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明朝后期商业再发达，也拯救不了因农业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崩溃，反火上浇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

    况且，还有一点，明末的商业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什么好处。国家的财政，依然拮据。因为这其中的贸易红利，基本上都给那些大商贾和文人官员们瓜分了。小民和政府，反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一方面，大明的立国本是以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在财政收入上，向来以一个简朴的小农社会为参照物。这种从小农社会出发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包括财政制度，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官员们普遍没有应付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

    这些文人官员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两眼一摸黑，无从下手。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自然，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只会惯性地盯在可怜的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后期，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集团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他们瓜分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红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来要从商业方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文官集团们的疯狂阻挠。

    挺住他们阻挠的，比如说万历帝，就因三饷加派，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被文官集团、大商贾们，加后来别有用心的鞑靼人御用奴才合伙痛骂。

    说实在，三饷加派，黄来福是不赞成，这是加重农民的负担，本来他们负担就重了。但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黄来福却是赞成的。

    商人和文人当时zhan有了国家90%的财富，纳点税又怎么啦？都是国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员就没有纳税的义务，一定要将负担全压在农民头上？虽说开矿榷税时造成了一些商人的伤害，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造反，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这点在崇祯皇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崇祯皇帝就是因为受到文官集团们的忽悠，大力减免商业税，将国家税收负担大部分转嫁到小民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没有活命的机会。虽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称号，不过也更加大了社会矛盾，加速了亡国的步伐。

    最后崇祯皇帝国灭身死，而那些为了私利而忘大义的文官们和大商贾们，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就是死在胡虏的刀下，再不就是搞个金钱鼠尾猪尾巴，做个奴才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百万两白银，也尽成了他人的财富，或是化成了尘土。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在农业不稳，粮食不足，国家财政制度又不合理之前，商业越繁华，或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更大。

    而反过来说，如果农业发展了，粮食富足，人民的需求丰富多样了，工商业贸易也就自然发展。此时商业的发达，就是想抑止也抑止不了。而且此时的商业将会和农业良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放眼世界，也皆是如此。典型的如当时17世纪，18世纪时的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