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可救了！”

    这件血案的产生直接破坏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建国的呼声，让人民群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的，也暴露出国民党残暴统治下的旧中国毫无人权和民主的事实。

    于是，人民群众高举“争民主、反独裁”的大旗讨伐，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被逼走上全力进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的道路。

    昱霖让淑妍与震旦大学读书会的刘月宁联系上，并且号召那些平日里要求进步的读书会成员，大学同学一起上街游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淑妍来到震旦大学，跟刘月宁取得了联系，刘月宁立刻展开活动，很快，那些充满热血的爱国学生，纷纷摩拳擦掌，写标语，写横幅，制作游行旗帜，并且联系兄弟学校，使得上海的各大高校都行动起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爱国学生运动。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点燃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使得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对此恨之入骨，极力镇压。

    俞佩良最近忙得焦头烂额，学生游行示威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虽然武力镇压，但收效甚微，示威活动此消彼长，像割不完的韭菜一般，甚是头疼。

    电话铃响起，俞佩良拿起电话，原来是戴笠的秘书打来的，让他跟戴笠一起坐飞机去重庆汇报工作。

    俞佩良忙不迭地吩咐朱弘达：“我要跟戴老板一起去重庆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站长放心，弘达一定竭力维持好上海的秩序。”朱弘达信誓旦旦。

    俞佩良满意地朝朱弘达点了点头，拎着公文包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1946年月17日，戴笠所乘坐的飞机在南京的郊县江宁县岱山失事，机上所有人员罹难，包括俞佩良。

    俞佩良的殉职，让朱弘达再次获得晋升的机会，他取代俞佩良成为军统上海站的站长。

    1946年6月6日，国民党以三十万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处长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

    而朱弘达摇身一变，成为了保密局上海站的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