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们会去支领一笔钱，当然要被过一手，吃一口，用这些钱来养兵的话，自己难道不捞一笔？

    因此，这些军队很难达成应有的军备和训练，更别说军饷不够，谁给你玩命啊。

    于是一种新式的模式产生了，也就是说，家丁。

    首先，兵为将有是一种政治错误，是要被批判的，因此，将领还是不太敢于养私兵，在大明兵制虚有其表的情况下，征兵制只能召集大量无军事素养的农民，甚至得不到训练，这样的部队战斗力极端堪忧，募兵制只能募集城市破落子弟、地痞无奈和破产农民，这样的部队战斗力也呵呵了。

    于是家丁就应运而生，比起正兵家丁们更加忠诚，这些家丁的军饷比普通士兵要高出许多，兵器、战马都更精良，战斗力当然更强大，还去还不犯忌会，毕竟这个时代使用老乡是一种习惯。

    明朝末年威震一时的关宁铁骑，它就是一支莫负其实的家丁部队，是继李家之后崛起的辽东最大将门祖家所有的，全部军官都有祖家人出掌，而大部分军士却不是汉人，而是有祖家笼络的贫困的蒙古人组成，战力非常强大，但是明末已经失去了对将门的控制，这支精锐只在抗金战场出现过几次就沉默下来。

    而在组织模式上，无法进入现代化的情况下，想要养活大量兵员难之又难，于是就是少量几百几千不等的家丁为精锐，带领大部分战斗力也就能打顺风战的官军打仗就是。

    后世的军人复盘明末局势，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因此作出的决策尽数放弃辽东、辽西，以长城为边境，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如此下去，建奴无法得到补充，自然就慢慢饿死，而那个时候朝廷还有留有余力，可以一口口的吃掉。

    但是，东林党嘛。

    对于这种省钱的战法自然是不支持了，于是找来一个“名将”孙承宗，想出一条堡垒计，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不断往东修堡垒。建奴来了，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建奴退去，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一边挺进一边施工，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

    这个好主意，彻底要了大明朝的命，辽饷每年要花费五六百万两银子在关宁铁骑身上，你可以想象，从祖家到朝廷大佬全都各有分润，就好像后世的议员不贪污，人家只是给自己的公司找业务而已。

    每一次女真兵来袭，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还白白送给了后金大笔的粮草、兵器、马匹和饷银。

    这就是家丁问题，导致的大明朝灭亡的根本。

    这就和漕运一样，从宋代起，到元末，海运就已经是大部分运力，但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水闸的花销，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触碰？

    政策好不好，对于官员来说无所谓，能不能有机会贪污才是最关键的。

    王在晋的策略好，依靠还拥有一些实力的大明军队，彻底封死女真人，他们无粮无兵器，权力捕杀晋商，就足以拖死他们。

    那些黑心官儿把堡垒修成豆腐渣工程还是轻的，直接在账单上瞎编一些不存在的据点，专门用来向朝廷骗钱也是常事！反正等到女真兵一来，就是玉石俱焚，一片废墟哪怕朝廷事后想要派人来查账，也无处可查。

    食粮则有，临敌则无！

    每年几百万两银子，养肥了从辽西将门到东林党，再到大小官员的官囊。

    而家丁们，因为身份从属于将领，自然是要听命于将军，当兵的脑子简单，自然也是被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