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绝非是水桶大多数木板有多长，而是考虑哪个木板最短，才能计算他能装多少水。

    有的民族人口不足，或者文化上就趋向于少生少育，那就问题多多了，基本上都消亡。

    而如果地域不足，也就是传说中的天气预报的时候，全国有雨，全国晴天，一块云彩就给遮住，那么对抗天灾的手段就会被严重削弱，根本抵挡不住灾难。

    这也是为什么，小国通常都是商业发展的缘故。

    水运是一种在人类文明前期，就被使用的运输方式，在没有蒸汽机，力畜难以驯服，而轮子尚未出现的时代，想要将一堆物资从一个地方运输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船就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

    水运这个东西，起码以运河这条路来说，如果没有那些中饱私囊的中层结构，起码可以节约一半，如果是海运，还可以节省，可以说是伴随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脚步。

    当然了，在大明朝，明末两大毒瘤，就是辽东的关宁铁骑，运河上的漕运了。

    这两大产业，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捆绑式政策，即使有人发现不妥，再想整改，也会被形成的巨大利益集团导致“被自杀”，这可不是玩笑。

    每年六百万两的银子，相当于政府收入的六成，已经是穷兵黩武到尽头，可是依然是一群打出去不敢打，守城受不住的窝囊废。

    看到此处，无数后人叹息，当时一百两银子已经足够买好多个萝莉爽爽，足够一户人家过好几年，如果开出赏格，五百两一颗人头收购满人的脑袋，每年就可以做掉八旗兵一万两千人，这还不算拿了人头领不到钱的，而且八旗兵也做不到如此坚持，所以，用不了几年就灭了。

    同样的道理，漕运，本身也属于权宜之计，本来蒙元时候，海运就已经实行，但改为漕运后，每年的漕运就是大把花费。

    漕帮也就应运而生。

    十人一船，十船一帮，组队行船，这种复杂的组织调度下，肯定是要产生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真实的漕帮那是要到我大清时代，每年漕运的粮食大概是明代两三倍不止，毕竟大明朝可没有几十万不耕不作的吃铁杆高粱的大爷，才开始出现，而在这大明时代，所谓漕帮要松散的多。

    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因为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饱受欺凌，因此抱团后，应付地头蛇，关键位置的官员，也有了更大的方便。

    缴纳漕粮入库，需要验货，而那些官员，你的白米到底是新鲜大米，还是经年陈米，也都是人家一句话而已。

    因此，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许多松散的漕主，他们吃的是哪一口？

    从百姓手中收取的浮收，意思就是这运输的运费，往往比正赋还要多谢，而交给漕运的小船主后，他们要吃这个浮收，但这浮收先要喂饱收税的官吏，又要对付入库的库吏，中间卡子上上下下也是“过去只苍蝇都要吃个腿儿”的主儿。

    而为了降低之中的消耗，让自己剩余的“浮收”更多一些，因此就拜在某位漕主旗下，大家一起对付收粮的贪官。

    当然了，漕主也绝非一人，有管账的，有监督的，有平事儿的，有搞“攻关”的，不一而足，但本质上差不多。

    在漕帮在大明发端，被屠戮一通后，在“我大清”时代恢复元气，甚至有乾隆也曾入帮的说法，其特点却非常简单：成份单一，都是无产屌丝男青年为主，组织严密，这是当然了，运输业的规矩，最怕的是偷船上的东西的人啊，准军事化管理也非常正常。

    这种优势下，在后世的时候，先是太平天国造反，黄河改道，漕运逐渐越来越难以运行，而西方人的新式海船拖船也开始卖入中国，漕帮自然就很快瓦解，不过，依托原本的组织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