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具奏议处，毋得因循自误。”

    二、凡事亲力亲为以察国家安危。穆宗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经筵也经常不发表意见。再加上沉湎酒色，贪图享乐，导致早逝。

    明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次日病卒。

    有鉴于穆宗的庸碌无为，高拱上《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希望新登极的神宗皇帝不忘祖宗旧规，凡事亲力亲为，明辨是非，“远内臣之嫌，释外臣之惑”，做到“庶事无间隔”。

    这篇疏是高拱为官生涯的最后一篇奏疏，言辞十分恳切，毫无做作之态。

    他详细的叙述了祖宗的各种制度，饱含对新皇帝的殷切期望。

    三、有正纲常以补政体之不足。

    封建时代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

    穆宗用人不疑，文有徐阶、高拱、张居正、杨博，武有谭论、王崇古、戚继光、李成梁。因此，虽然穆宗本人并不热心于国事，但由于臣子尽责，所以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较大的改观，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隆庆新政。高拱在此期间屡次上疏要求定纲常，正国是。

    在《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疏》中，高拱提出了“君臣之义，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此乃顽固纲常之所在。”

    四、儒家忠君思想的极致一一“纯臣”。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高拱以其身份和地位，其不仅是儒家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推崇者和卫道者。

    高拱的奏疏中不乏儒家“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从中自然可以窥见高拱对明中后期社会形势的判断。

    关于文王伐崇、戡黎之事，朱熹说道：“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个文王，说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说文王不伐讨耳。”高拱对此评价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诚，多少诚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后为“至德”乎？君也，臣之所当事也。

    高拱评价文王忠君之德为“至德”。纣虽恶，但其仍为君也，便是臣之所当事。文王伐封，便是有失君臣之义。但高拱同时也认为无道终会被有道所替，文王灭封，乃是有道王天下。

    朱熹认为孔子溢美文王乃是私于文王，而后人维护文王乃是私于孔子。

    高拱在为文王辩解之后，总结道：孔子之言乃至言，若孔子之言不可信，则天下无可信之言。

    可见高拱的忠君思想完全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以维护君王权威为中兴的“绝对忠诚”的思想。

    所以他又说：“朝廷之上，不可无忠诚、刚正、远识之重臣。”

    孙承宗在原来历史中的结局是自缢身亡的，是为国尽忠的，大义上绝对没有问题。

    但孙承宗对大明的重要性，或者在大明官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是没法与高阁老比的。

    孙承宗是优秀的战略家，能清晰认识倒对付满人，对付建奴要城池，靠大炮打持久战，同时还有一定的明辨人才，辨识人才的伯乐能力，同时还擅长筑城，练兵，防御。

    但是韦宝作为喜欢历史的人反而不会在意真相，只有把那些抗胡英雄的死说的越悲壮，才越能引起共鸣，才能让更多汉人投入到反胡运动中。

    因此韦宝其实一直对孙承宗的评价很高，觉得孙承宗是英雄，岳王爷也是英雄。

    不过，现在孙承宗这个大英雄就在参劾他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