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在考虑与建奴和谈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犹豫，韦宝是很想和谈成功，不想建奴阻碍自己发展，不想与建奴对耗。

    因为韦宝知道历史进程，担心的点并不在建奴那边，而在大明内部。

    当时明朝的两线作战，使注意力不能专注于一处。

    资源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国家，又两边一起大放血，再强的体质也得倒下。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大明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

    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关。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日益严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直隶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

    国本是封建体制的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满人入关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