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夷丁往往会由各镇各营将领亲自带领，作为战场中的精锐骑兵使用。

    如万历总兵麻贵带200夷丁入朝，打的日军连鸟铳都不及放就吓得逃跑。

    宣府总兵侯世禄带夷丁援京，祖大寿每战必带降夷，明亡前夕，吴三桂也有战力超群的数千夷丁，被崇祯群臣一度当做救命稻草。

    崇祯时期，蒙古夷丁在农民起义战争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如从山海关调入内地打农民军的祖宽祖大乐所部即“养曳落河为摧锋”，祖宽本人就是蒙古人，其作战能力被卢象升称赞不已。

    杨嗣昌本人任山永巡抚和宣大总督时也招募过很多蒙古夷丁，仅山海关一镇即达万人。

    另一方面，随着明末九边的失控，大量原九边明军中的夷丁也随投降明军进入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加强了李自成的实力。

    蒙古人在明末不仅仅加入了明军和农民军，更多的则直接成为了清军八旗的力量。

    天聪年间，随着皇太极对蒙古的征服，蒙八旗随清军征战事实上与汉八旗一起已经成为了清军的主力。

    每次作战，汉八旗使用火器以步战为主作为前锋，蒙八旗以骑兵为主立于汉八旗身后两翼冲突，满人往往躲在最后并不主动出动。

    在明末的各方混战中，蒙古人因为各种原因，分别隶属不同的势力充当了作战力量，被利用自相残杀。

    17世纪之后，不仅仅是蒙古人，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一蹶不振，这不是偶然。

    因为自17世纪之后，西欧人的发明和思想，开始在距离西欧最遥远的东亚传播，换而言之，已经在全世界推广开了。

    西欧人的发明中至少有两样东西，永久性的改变东亚历史。

    新式火器火枪火炮的成熟，使得农耕区的主体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周边蛮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如果蛮族用冷兵器对抗，则不是火器的对手。

    如果蛮族也用火器，则战争演变为排队枪毙，比拼的是人口和资源，胜负不言而喻。

    所以17世纪之后，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一蹶不振。

    高产作物高产作物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美洲的玉米、土豆、向日葵、番薯等物。

    这些作物未必真的高产，但是适应性强却是肯定的。

    这些作物的传入，使得农耕民族在草原、高山、荒岛等周边偏僻地区的耕种和生活成为可能，农耕民族开始进一步挤压周边蛮族的生存空间，周边蛮族失去了既往的独立性，纷纷开始被主体民族同化。

    韦家庄和辽南从去年开始就大面积种植了这些高产作物，否则韦宝养不活六七百万人口。

    事实上，满清所谓十全武功，不是满清独有，而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整个亚洲都在做。

    也正因为如此，满清在面对准格尔、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时候，能用火器击败他们。

    韦宝一直认为清朝对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有个人的奋斗，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近程。以及，更要承认这背后的代价，和早已暗中标注的命运的价格。

    满清对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是出于满蒙同盟的考量，是超越经济价值的政治利益，其本身也是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但韦宝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韦宝肯花时间研究蒙古的局势，不像大明之前，不愿意对蒙古深入了解。

    韦宝认为搞定蒙古人，最可以借鉴的肯定是建奴的管理思路。

    建奴管理蒙古人的决心和动力，也不是汉人王朝能比的。

    因为汉人王朝没有“满蒙同盟”这种关键性的政策。

    强大如大明，完全看不上关外这些势力。

    然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