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封谕外，不得监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我之所虑者此也。我愿罢兵，共享太平，乃出於至诚。尔等亦直诚言之。我等双方母得头顶皇天而施诡计也。”大凌河与三岔河此时正是明清双方的军事分界线，还提出了建立一篇空地作为军事缓冲区。只要明朝方面给皇太极的抚赏银高于察哈尔汗，并承认皇太极为一国之汗王，“铸金国汗印与我“，基本就是仿俺达封贡。这个条件恐怕正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自反明以来，一直希望获取的实质性地位，后金希望成为独立的国家，但是毕竟明朝势大，仍尊明朝为名义上的君主，成为正式获得明朝册封的汗王，并纳入明朝朝贡体系。然而这个条件仍然被袁崇焕用辽东人希望复先人之地为由拒绝。“书曰奉帝命巡边调兵之兵部尚书袁复书於汗陛下。汗致书遣喇嘛来，以追述前好。再者，书有仰赖皇天，和好相处一语，唯鬼神知之。我国幅员九州，即失一辽东，何足为惜。况其地原非汗所有。辽东人西来，而其填基均在於彼，我强压其思念先骨之情，可乎亦不合众意。止有受而不可言，故未奏帝知之。至礼遇往来之人，为尔国尊卑之故。我皇上宽宏明智，从不分尊卑。汗若以名誉为念，治理一切事务，以道义为规矩者，则尔自去察哈尔腥臊也。即使中国亦以礼义相待耳至封印之语，皆非一言可尽者也。”这一次袁崇焕的拒绝令皇太极非常愤怒，尤其是袁崇焕说“故未奏帝知之”。于是皇太极回信说“尔国官员文士，均可向尔帝进谏也。承蒙天恩，为一国之君。尔等不纳我言，高视尔帝如在天上，内臣等则自视其身若神，以不可奏闻於帝，亦不合众臣之意为辞，不令我信使直达京城而遗还之，竟达两载。较之大辽欺金殆有甚哉。此亦天理耳我岂能强令修好耶”皇太极认为正是袁崇焕这类官员，拒绝将后金议和的意思禀告给明朝皇帝，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开始放弃与袁崇焕议和，开始谋求军事行动。天聪三年七月十八日，皇太极发出最后一次议和信表示出了军事威胁“我若欲和好，而尔不从，致起兵端，尔民被诛则并非我诛之，乃尔自诛之也。我诚心和好，尔自大不从，谅天亦鉴之，人亦闻之矣”这一次袁崇焕的议和把戏有点玩脱了。准备了不到3个月，十月初二，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然后由蒙古苏布地为向导，自蓟镇入寇，直扑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己巳之变。皇太极单方面认为，正是明朝臣子不肯将议和的内容上报给皇帝，因此他决议打到北京城下以将议和之意陈达。在清军大军打到通州时，皇太极令清军广撒议和信“传谕各城堡曰“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获；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属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慎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了，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亦乐於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至此，破釜沉舟，断不返还。”再次将与袁崇焕通信时的和议条件抛了出来“我亦乐於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目的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崇祯得到议和的信息。然而皇太极哪里晓得，正是因为崇祯此时还满怀希望于五年平辽，怎么可能同意这个议和条件呢群臣又怎么敢在此时劝崇祯同意议和呢皇太极后与降将召对，麻登云就承认了实情“明帝年幼，执政众臣不忠，各图自保。议和之事，惧不敢奏。奏之而听固为善矣，倘或不听，亲族诛灭，故不敢言。”自此，皇太极彻底搞明白了明朝这边的心态。但他仍试图劝明朝诸臣“蓟州官员，尔等与上级官员商议，启迪尔帝，速议和好之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