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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 夏 【1007 晋商】
哪里还敢抢晋商。

    第二,晋商主要分布在晋中地区,而太原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就在晋中。

    李自成的流民军如果进攻晋商可能导致太原,大同的大明精锐边军围剿,得不偿失。

    晋商肯定勾结边军了,毋庸置疑,所以韦宝猜如果李自成劫掠晋商必然会与太原边军作战。

    第三,没有必要。

    明朝的财富主要还是在宗室与地主豪绅手里的,抢宗室,劫掠乡里已经能让李自成吃的满嘴流油了,哪里用得着抢劫范永斗那帮大富豪,用那么大风险劫掠晋商。

    这些晋商肯定自己也有一定的家丁武力用以自保,再与明军和建奴勾结,实力就更加强大了。

    至于晋商加速明朝灭亡,韦宝觉得,肯定有,不是主要原因。

    韦宝一直认为明朝内部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晋商不过倒卖了下物资而已。

    如果在明初朱元璋时代,哪怕倒卖再多,大明又有何惧。

    后世的商人卖给蒙古东西,肯定没有人会认为这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原王朝在当时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只要内部团结,有强力的中央政府,十个满清都不够中原王朝打的。

    明亡是多因素构成的,党争是其中一个,但党争的责任不在于阉党也不在于东林。往往提起党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两伙以公谋私的利益集团不顾国家死活强行撕逼。很少有人反思君主在党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另外,一般人认为历史上有名的党争都发生在朝野动荡阶段,而且往往造成很坏的结果,而我认为这是很典型的归因错误。其实党争几乎贯穿中国的政治历史当中,而只有造成很坏影响的党争才让人铭记。细究党争的本质,无非是两伙或两伙以上的利益共同体为了其小团体的核心利益进行博弈、斗争。利益冲突,是党争的内在动机。除了有名的例如唐朝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明代阉党东林党争,撕逼程度之激烈为世人所熟知之外,其实两汉外戚、宦官斗争,曹魏宗室与士族斗争等,也可算是影响巨大的党争事件,有些还延续了上百年。即使在君权一家独大之时,党争也只不过是从明争变为暗斗而已。能否杜绝党争所谓人以群分,家世背景、地域、官宦历程等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官员强制进行了分类,是否形成党只是史官一把嘴的文字游戏而已。有党就必有争,就算一党独大党内也会细分流派,依然与党争无异。党争与亡国并无必然联系,某些时期党争反而促进封建王朝的发展,关键在于君主发挥的作用。即使是一些公认的明君在位期间一样要面对党争的考验,例如李世民、朱棣、康熙等,但他们都比较好的化解了。优秀的统治者,必须懂得政治平衡的艺术,同时在关键时刻能杀伐决断,更能在各利益群体中寻找到最大公约数,最大程度的团结内部力量。反观崇祯,无疑可以归为最差的统治者一类。中原政权在与少数民族政权交战还处于难分胜败阶段时,中原政权一方投降少数民族并反戈高级将领数目之多,崇祯朝无出其右;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开门投降守将之多,甚至京城三日城破者,只崇祯朝一家。内部官僚体系离心离德到如此地步,与崇祯缺乏政治手腕很有关系,具体要从党争说起。虽说万历、天启明朝已有气衰迹象,但权力中枢还受控制,辽寇猖狂但关锦防线固若金汤,毛文龙的存在更让其如刺在喉,农民起义虽此起彼伏,但帝国军事体系还能进行有效镇压。总体来说,若措施得当,崇祯未必就是亡国之君。可惜的是,崇祯的中二病无情地摧残了这个国家,刚上台就处置了魏忠贤,官僚系统从此崩溃,再没一人能有足够威望把帝国的命令贯彻到基层。更糟糕的是,在东林党的压力下,凡是所谓阉党皆永不录用,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盛世之时尚且伤筋动骨,在乱世就更是自我灭亡之举,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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