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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 夏 【1032 宝军第一次主动与建奴在开阔地战斗】
吴襄养3千彝丁。

    辽事初起时,调川湖贵三省兵,兵部为了凑数,把无主苗民招来凑到这些援兵了。

    然而这里苗民之间很多就是世仇,“以世仇杀之人并驰而入”。

    明末明军野战击败清军的例子也不少。

    比如“奴酋攻克清河”的当天,驰援清河的参将贺世贤“自叆阳驰赴遇贼剿其一栅斩首一百五十一颗”,而“奴酋攻陷铁岭”,总兵李如桢、贺世贤等“闻报驰援比至铁岭已失乘奴惰归斩获虏首一百七十六级”。

    不是不能打,但无一例外的是,都是小规模冲突。

    也就是说,只要明朝那边摆出阵势,聚个万儿八千的打,那就必败无疑。

    这种诡异的事,说明明军的组织度已经弱化到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了,说明明军已经快不知道如何指挥八万十万人的大阵仗了。

    从战略到后勤,再到整个战役的把控调度,都是一坨浆糊。

    只有千把人这种连小规模战役都算不上,只能称为“战斗”的情况下,明军才能得胜。

    华国有句话叫“人多了乱,龙多了旱”,明军到最后就出现了这种诡异的事。

    所谓堂堂一亿多人口、百十万兵马的的国家,没有了这种调度能力,那就没有丝毫的战争潜力。

    正如历史上辽事那样,添油战术,葬送进去十万,再填补十万新的,再次葬送,再填补。

    这些都说明军不能打吗?不一定。

    但明军没有了靠谱的指挥体系,没有了组织能力,那种“将十万兵,横行朔漠”的能力消失了。

    这种情况下,“虽关、岳束手”。

    用家丁打仗,是明朝战争趋于小规模的现状而发展出现的。

    明朝最后一次集结数万精锐兵马开动,差不多是成化年间打建州,从那之后虽然北边、两广也是连年用兵,但都是小规模冲突,对付内地叛乱比如刘六刘七等人,也不需要集结几十万军队精锐。

    因为人数增多,对于将领的后勤及指挥的协调能力是个非常大的考验,而现实又是明军用不着一次出动十几万的部队,甚至五万人都不需要,千把人就足够,那么明军将领自然更擅长带着千把人的精锐来打。

    因为这样指挥调度的难度低,而且也能够达到预期目的。

    而同时,作为明军主要兵源地的各地卫所,也渐渐出现“阶级固化”。

    各军镇的总兵基本上就是九边那几个军镇的将门家族来回换防,这导致将领对于自己家族的旧部渐渐产生一种依赖关系。

    毕竟打仗这事熟人用着更放心。

    反映在现实中就是,指挥层面,明军开始出现“将门”现象,父子承袭、兄弟相援;作战层面,家丁作为绝对主力,地位越来越重要。

    而这两个使得明军更加趋于内敛和小众化,将门拢共就那些,家丁也不可能成千上万。

    大抵从嘉靖中期时期开始,这种事就越来越普遍了,到了五十多年后万历时期,我们发现明朝似乎突然出现了一波“名将”潮,还是家族性质的。

    所谓西麻东李也开始在这个时候名声大噪,而榆林尤家、榆林王家、延安杜家、大同王家、宣府马家、西宁柴家也逐步兴起,并在万历末期开始到南明,互相交织出一张军界的脉络网,几乎垄断了明朝的军事将领。

    这很难说是一个好事,家族之间子承父业,兄弟之间互为倚援,甚至家丁都是父子世袭的,打来打去,就是一群人系统内部的自嗨。

    花花轿子人人抬,你西宁柴家的人来我榆林当副总兵了,我们好说好商量,因为我榆林尤家也有个侄子在西宁当参将,大家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商业吹捧一下好早日谋个左都督才是正事。

    至于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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